北京，中国的首都，从来都是每个中国人向往的地方，因为北京为每个想改变命运的人提供了太多的机遇和可能。改革开放使北京敞开了无比宽大的胸怀，毫无条件地接纳了每一个远道而来的男男女女。

　　这些流动着的人们中很多人对自己命运的前景并没有深思熟虑，他们离开家乡来北京时，就凭一个简单的想法：挣大钱，当个城里人！可钱不好挣，城里人也不是说想当就能当上的。男人们失望了，生活在传统观念阴影里的女人们也活得艰辛。这些女人在家依附于男人，离开家更得依附于男人。于是，男人左右了她们的生活，还有些男人甚至践踏了她们的权利。经历了种种不公平，特别是“不公平”突破了这些流动妇女们能够忍受的极限后，她们中的许多人开始反抗，开始讨要本来就属于自己的权利。

　　近日，记者对北京市丰台、大兴、昌平、海淀等区这些流动妇女的生存状况和维权情况进行调查发现，她们中的不少人文化程度低，法律意识淡薄，同时，社会对她们的关注度也不够，这些因素使她们遭遇困境时，会感到孤独和无助。的确，她们中的有些人做工拿不到工钱；有一些人受到男人欺凌时束手无策；离了婚，有很多人得不到应该分割的财产；更有被当作保姆使用的“继任妻子”，在丈夫死后，很快就会被丈夫的子女们扫地出门。

　　这些流动妇女的权利被践踏问题日益突出，她们需要社会的帮助。在有关部门参与关注下，北京市在为这些妇女维权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，也取得显著成效，但是，不可否认，这个工作还存在着许许多多需要克服的障碍，有待进一步完善。只有克服了障碍，这些妇女的权益才能够最大化地得到保护。

　　“流动妇女平安之家”为流动妇女撑起保护伞

　　北京市大兴区的瀛海镇笃庆村是个有着300口人的小村。由于距离著名的大红门服装城不远，几年来这个小村办服装厂、做缝纫工的外来人口越来越多，到2007年已经达到3937人，是本村人口的十几倍。这些务工人员一半以上是女性，她们大都从事服装加工业。

　　由于这些外来务工妇女是外地人，来北京自然会遇到许多困难，比如，子女入学入托，劳动工资保障等等。为了使她们的困难能够得到帮助，2006年5月，村里成立了“流动妇女平安之家”，这个“家”就成为外来务工妇女的保护伞。

　　记者在笃庆村的“流动妇女平安之家”看到，小姐妹有了难事，“家”就会出面帮她们。村妇代会委员于春桂讲到她们为外来务工妇女维权的事例时，时而愤怒，时而开心，表情就像是为自己维权那般投入。

　　小曹是四川女孩，去年入夏的一天突然接到家里的电话，说父母都病倒了，要她快快回去照料老人。小曹哭着和老板说了这事，可老板不急，老板说，回家可以，得把这单生意做完。小曹说，实在是家里出了事，得赶快回去。老板又说，这样的话别说给你结清工钱，连行李你也别想带走，为啥？你是违约在先！

　　小曹没法子，找到于春桂说了这事。于委员听完，风风火火带上小曹就奔向厂子。于委员问老板，小曹说的是不是实情？老板说，有这事，可她活儿没干完，就想走，我咋能给她开工钱？于委员问：该给她开多少钱？老板说400元。于委员二话不说掏出400元，递给了小曹。然后对老板说：你一个大男人，该给的工钱，你不给，我替你给！只要你不脸红！

　　老板脸红了，老板说，她走了谁干活？于春桂说，你个大男人就不能想想法子？让个小姑娘为难，我都替你臊得慌！

　　于春桂对记者说，自己的做法也许不太恰当，可目的就一条，不能让姐妹们吃亏。

　　也是去年夏天，厂里的姐妹们一觉醒来，才知道杨老板撂下她们和几十台缝纫机跑了，大家只知道他是山东人，为啥跑的？大家推测是生意亏了本钱，可他去了哪儿就没有人能说得上来了。

　　17个女工傻了，别说工钱没指望，就是想回家，连路费也没有。就在她们连吃饭都不知道该找谁时，“流动妇女平安之家”说话了，杨老板跑了，也得给女工们开工钱！咋开？他不是还有几十台机器没长腿跑吗？村里开的都是制衣厂，缝纫机还怕没人要？弄个拍卖会，把机器拍卖变成钱，女工的工资不就有了着落！

　　缝纫机全拍卖了，女工的工钱发完还剩下1000元，村书记说，这钱就算是房东的租金。杨老板本该给房东6万元的租金，现在只能给他1000元，这不是亏了人家房东么？书记又说，房东是本村的人，自家人吃点儿亏没啥，咱不能让外边来的女孩们白干了活呵！

　　为了保证外来务工人员的最低工资，村工会联合会与各企业签订了集体合同，就员工的报酬、工作时间和休假、保险福利、女工特殊保护等事项协商后用合同的形式固定下来，以保障务工人员的权益。于春桂说：北京去年最低工资是730元 /月，我们协商的结果是800元/月，用工低于800元/月或老板拖欠工资，工会联合会负责找老板讨薪，决不能亏待了员工们。